題記：本文是國際戰略所2020年推出的國際戰略動態筆談的第三篇文章，最初戰略所領導希望筆者就“技術民族主義”相關主題寫一篇關于國際戰略環境的短文。其實筆者對“技術民族主義”的主題也覬覦良久，而且還曾經興（bu）致（zi）盎（liang）然（li）地應承了撰寫一篇該主題的論文，結果就是，直到現在寫作日程都還沒有排到這篇……。雖然沒有動筆，但筆者確實一直沒有中斷相關主題的研究，特別是在2020年這樣一個特殊的春季，客觀條件的限制讓我們能夠從很多不必要的事務中抽離出來，多了一點冷靜思考宏大問題的時間。而當我們的思考不再局限于具體議題本身的時候，很多問題似乎就有了不同的答案。所有那些被我們視為“黑天鵝”事件只不過是另一重邏輯的自然體現，我們很多關于“不確定性”的論述實質上是研究者內心不愿意接受那些合乎邏輯卻不符合其內心意愿的結論。無論我們愿不愿意接受，那個我們曾經熟悉且相對滿意的體系將要不可避免的逝去，我們也必須在新的邏輯背景下重新思考中國與世界。把這些不成熟的思想雜亂地湊在一起，便有了這篇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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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熟悉的全球化時代是從哪一天開始陷入困境的？是2016年，2008年還是1999年？恐怕直到現在我們也很難說清準確的起點。但在21世紀20年代來臨之際，我們已經能夠清楚地感受到它所遭遇的挑戰與危機。1999年出現在西雅圖街頭的不滿與憤懣已經一步步傳遍全球，從發展中國家到發達國家，大部分國家內部都出現了對本輪全球化的批評與反對之聲。在21世紀最初的8年里，這種聲音還被視為是少數國家或者群體的特定立場，但隨著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這種不滿開始以社會思潮的方式在發達國家內部迅速擴散，最終在2016年，思潮突破了體制的壁壘，以一連串的所謂“黑天鵝”事件的爆發為標志，使得整個世界突然有了“凜冬將至”的痛感，但到了這一刻，一切似乎已經無法逆轉。
這種逆轉的出現是必然還是偶然？全球化的黃金時代還會延續嗎？如果要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我們恐怕還需要從全球化的根源講起。
一 全球化周期的退潮階段
一切現存的都是要滅亡的——恩格斯
全球化的起點在哪里？這同樣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盡管有部分激進的學者主張全球化可以追溯到13世紀蒙古帝國時代，甚至公元1000年以前的伊斯蘭世界擴張，但大多數研究者還是將15世紀的地理大發現作為全球化進程的起點。
這個時間點非常有趣，它意味著全球化進程實際上早于主權概念出現。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此時距離讓·博丹在《共和六論》（1576年）中提出主權概念尚有80多年的時間，距離《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簽署（1648年）更是超過150年。按理說，此時人類社會有選擇的機會，也有足夠的時間做出不同的選擇。但最終的結果是西歐國家義無反顧地拋棄了帝國和宗教曾經長期奉為教條的世界主義理念，擁抱了以主權國家形態，并且在未來幾百年時間里，利用民族的概念實現了對主權國家內部人群的深度整合，并將該模式擴展到全球，從而建構了現代世界體系。
歷史無法進行追溯性試驗，我們也無法得知人類社會在15-17世紀是否有做出其他選擇的可能。但無論怎樣，以主權原則為核心的民族國家體系已經成為當代世界的現實，而所有關于現實的思考都要以它為起點。拋開一切包裹在外的價值話語，民族國家體系的本質是對地理空間的平等分割和分別占有，法律意義上的平等主體都在自己所占據的空間內擁有完全主權。而民族主義的力量則清晰地在他們心中劃出“我”與“他”的差別。主權原則越強化，跨境流動需要付出的成本就越大；而民族主義的理念越深入人心，就越傾向于在民族國家內部尋求所有問題的解決路徑。一言以蔽之，作為國際體系的底層政治架構，民族國家體系是對空間的割裂，本身是不利于全球化進程的。
然而，盡管民族國家體系不利于全球化，但全球化進程仍然不可阻擋地開始了。從根本上說，這是因為工業革命的爆發給部分國家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力量，借助龐大權力的外溢效應，為滿足資本擴張的內在訴求，國際體系的主導國可以在分裂的底層架構之上搭建起一個便于資本及其附屬要素流動的平行體系，以此在表面上彌平分裂的空間，創造新的世界進程——這一過程實際上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全球化。
由此看來，在民族國家體系的基礎上發展全球化需要兩個條件，其一，技術革命創造的內在的連通訴求；其二，合理的平行體系設計，當然也需要一個有力的聰明的推動者。
在20世紀之前，英帝國一直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動者，它所搭建的平行體系就是在20世紀飽受詬病的殖民體系。借助遍及世界的殖民地網絡，英國將自由貿易的理念推廣到了全世界，帶來了第一波全球化進程。該進程所取得的成就是偉大的，但也給幾乎所有的亞非拉國家帶來了深重的苦難。而這些問題的根源就在于殖民主義這種嚴重的不平等狀態，在這種狀況下全球化的成果以極不公平的方式進行分配，在各殖民地民族意識興起之后必然無法延續。其實，在殖民體系崩潰之前幾十年，第一輪全球化就已經無力推進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出現改變了大國之間的力量對比，英國的霸權地位在20世紀初就已經進入下行周期，挑戰者的崛起讓英國感到了壓力，當霸權地位與全球體系之間無法兼得時，英國主動放棄了維持全球市場的努力，重返主權國家集團對抗的軌道，其結果就是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在兩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新一輪全球化在戰爭的廢墟上重新起步，本輪全球化進程的設計者和推動者變成了美國。由于有了上一輪全球化的經驗和教訓，本輪平行體系的建構明顯更加圓熟。在民族國家體系已經遍及世界的情況下，美國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及幾經波折最終建立起來的世界貿易組織，在貿易和金融領域，編織了一個能夠保證資本和貿易自由流動的新網絡，建立了以國際機制的主要特征的平行體系。該體系在冷戰期間的表現總體上是值得稱道的，在與平行市場的競爭中，它是顯而易見更加有效的制度安排。因此，在冷戰結束時，美國主導的本輪全球化進程的威望也隨之達到了頂點，它也被視為“歷史終結論”的重要部分。
但這種平行體系的邏輯矛盾也是非常明顯的，在不斷強化的民族國家體系之上搭建起資本流通的全球網絡，可以使資本在全球市場尋找合適的投資地點，并且將產品與貿易賣到全球。但是作為生產過程的另一個重要環節，勞動力卻受到民族國家體系的制約無法自由流動。（注意，第一輪全球化進程中這種矛盾并不明顯）因此，本輪全球化的實質是資本的全球化，它的設計本身就是更有利于資本而非民眾的，無論對于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的民眾而言皆是如此，這些問題在全球化的帶來的總體收益快速增長階段尚可調節，一旦市場收益進入下行周期后，一切矛盾就將暴露出來。
不幸的是，這些內在矛盾的暴露比我們想象的要快得多，從90年代末開始，很多發展中國家的民眾開始不滿于全球化，所有出現“銹帶”的國家都出現了這種聲音。21世紀前10年，隨著中國加入WTO，東歐國家加入歐盟，資本的選擇空間變得更加寬廣，而其國內的勞工階層則成了這種轉移的“代價”。
本輪全球化的運氣也實在不好，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進一步加速了發達國家工人加入這場反全球化大合唱的進程。各種政治思潮的變化最終在2016年達到了頂點，英國選民做出了脫離歐盟的極端決定，高揚“美國第一”大旗的特朗普贏得了大選，歐洲民粹主義政黨的支持率越來越大。政治底色的變遷破壞了冷戰后在全球貿易體系內幾乎已經被默認的貿易自由化共識，特朗普治下的美國幾乎在第一時間就放棄了全球化推動者的角色，在全球各處挑起貿易戰，以各種方式破壞原本穩定的全球貿易、技術網絡——如果全球化不是最有利于我的，那就寧可不要。這種思想并不是特朗普政府的專利，事實上，全球化在全球大部分國家的政治話語中幾乎都成為了一個貶義詞。
但壞運氣還沒有結束，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在本就已經困難重重的全球化進程雪上加霜。在疫情面前，能夠充分協調和調動各種資源的民族國家成為民眾安全最大的依托。民族主義再次彰顯了它強大的內核，而全球協作則是如此的脆弱。在危機環境下，即是最樂觀的全球主義者也不得不承認，本輪全球化已經進入了退潮周期，我們也需要調整對于全球戰略環境的理解。
如果對于全球化進程進行一個簡單總結，應該會有以下幾條：
第一，全球化進程并非必然發生的，民族國家體系對于全球地理空間的分割本質上是不利于全球化的，因此，全球化進程需要有強有力的推動者，也需要有足以彌合分裂空間的平行體系設計。
第二，全球化對于不同國家、階層所帶來的影響是不平衡的，它既有可能擴大國家間的不平等，又有可能造成國內階層之間的不平等。
第三，全球化有獨立的成長周期，會經歷成長、繁榮、穩定與衰退等過程，當全球化的主要推動國的力量進入下行周期，或全球化所帶來的不平衡發展的張力突破了體系所能容納的極限，全球化進程都有可能出現中斷或逆轉。
第四，當前全球化進程已經明顯失速，我們已經處于本輪全球化的退潮周期。而新的全球化周期的啟動則需要新的動力與更加有效的頂層設計。
說到底，如果全球化進程要在一個民族國家組成的世界中獲得成功，要么保證所有民族國家都能獲得較大的收益，從而換取他們的支持；要么就需要民族國家體系做出改變。這兩者實際上都很難做到，即使做到了也無法長時段維持，所以全球化也很難擺脫周期循環的特點。在新的全球化周期啟動之前，世界可能會在退潮階段停留較長一段時間，而我們也需要熟悉這種新的時代背景對戰略環境造成的影響，從現實出發，更深地理解這個不那么令人滿意的世界。
二 退潮階段的國際戰略環境
凡在人們頭腦中是合乎理性的，都注定要成為現實——恩格斯
快速擴張的全球化進程是過去30年來一切國際關系運作的宏觀背景，無論是中國的快速發展還是國際權力的轉移，甚至于頻繁的經濟危機都是本輪全球化進程的外在表現形式之一。在繁雜的日常政治活動中，我們未必能感受到這種潛藏在諸多表象之下的資本流動所帶來的影響，只有在某個長時段周期的結果呈現之后，才會理解它對于世界的宏觀塑造能力。
然而，當全球化進程進入退潮階段之后，我們所面對的世界已經不再是那個過去30年里我們所熟悉的世界了，即便短時間內很多運行邏輯還會由于歷史的慣性繼續維持形式上的存在，但在新階段里的國家行為邏輯、政治思潮、乃至國家領導人的思維方式都將隨著全球化的周期性變動轉變它的形態。而這些則會造就新的國際戰略環境。
1）回到19世紀的世界？
在全球化退潮階段，因為全球的經濟增長進入瓶頸期，主要大國之間將以最大的力量投入存量市場的搏殺，如何在有限收益中獲得相對優勢成為大國的主要考量。諸多“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方案都將在這一時期被視為有效的政策武器。戰略互損將成為新階段國際戰略環境中的重要現象。世界將越來越變得像19世紀末，也許那時的歷史經驗將有助于我們理解新的階段。
特別是原國際體系中的主導國，由于其國內認知的改變，戰略思路將從維持體系以獲取超額收益轉變為打壓競爭者以確保霸權地位。說白了，當全球化的好處與霸權地位發生沖突時，幾乎所有霸權國都會優先選擇霸權地位，這也是人性使然，無可厚非。于是，大國競爭將再次成為國際舞臺上的重頭戲，而整個世界話語體系也會發生新一輪更替，曾經那些在國際輿論中很少出現的粗陋話語將重新占據主流，社交媒體中將形成一個個信息繭房，理解與對話越來越少，各國的道德底線也將越來越低。我們無需對這些現象感到意外，人類在合作為主的狀態下更傾向于用各種冠冕堂皇的話語維護自己的形象，但在競爭為主的階段，更容易將自己內心深處的惡毫無顧忌地釋放出來。社交媒體上的那個形象實際上是你內心的反映。而所有參與者都不得不習慣這些現象，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去適應這些現象。
2）區域化、集團化還是原子化？
全球化進入退潮階段后，原本建立在民族國家體系之上的平行體系無法維持，民族主義將以不同方式分解和切割全球化時期統一的資本和技術空間，這也可以看作是依托于民族主義的政治權力對于資本主導地位的一種反擊。這種反擊將發生在幾乎所有維度上，技術、市場、供應鏈等原本全球化進程中已經跨越國界形成全球網絡的關鍵要素都面臨著“再民族國家化”的壓力。“技術民族主義”的出現就是這一過程的表現之一，而“供應鏈民族主義”也將成為未來一段時間的研究熱點。
這些要素被切割之后，也同樣存在多種變化的可能性，其中最大的可能是以區域化作為全球化進程暫時的代替者，在地理、歷史和文化相近的范圍內繼續探索更加合理的架構，為新一輪全球化的重啟做好準備。當然，區域化的前景也并非高枕無憂，如果世界主要大國在區域化的基礎上繼續提升對抗等級，那么區域化也有可能走上集團對抗的路徑，而人類社會在20世紀所兩次經歷的集團化對抗都是異常殘酷的，這也是所有大國需要注意避免的結果。
當然，在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的背景下，我們也必須從最壞的結果出發考慮一些極端的情境。例如，由于疫情的影響，跨境人員交流與貿易遲遲無法恢復的情況下，各國為維持基本的經濟體系，需要在國境內搭建起盡可能完整的產業鏈，國際社會就會出現原子化的趨勢，它將會帶給國際關系更多的變數。
3）科技將成為國際競爭的核心問題？
如果這是一個問句，我幾乎可以毫不猶豫地回答提問者：“當然是這樣。”
工業革命以來的漫長歷史已經一次又一次地證明，誰是全球最先進科技的主導者，它就擁有了在全球擴展自身影響力與制度規則的關鍵資格——當然是否能成功另當別論。而當多個國家在科技水平方面處于同等層級時，圍繞著前沿科技的競爭就不可避免。
科學家當然希望全世界所有國家能夠形成一個聯合體，共同投資推動科學技術的發展，但遺憾的是，由于人類最初選擇了民族國家體系主導的世界，這種理想恐怕是不容易實現的。人類的社會認知顯然低于科學認知的水平，當代人類社會所選擇的各種代議制體制也助長了以民粹主義而非科學精神主導政治活動的方案。最終科技也會自然成為民族國家斗爭的武器。
當然，科技的探索與發展本身需要各種條件的支撐，這種競爭本身也考驗這所有國家的治理能力與創造力，而競爭的結果又反過來會為勝利者的治理方式提供合法性論證。這就是民族主義主導的現代世界的核心邏輯，勝利者的一切都會被賦予現代性的意義。在民族主義思潮壓倒國際合作的大背景下，科技競爭的結果幾乎決定下一輪全球化進程的形態，以及每個國家在新的國際體系中的位置——這幾乎是每個大國的存亡之道。
我常常在想，在17世紀的時候，我們是不是有機會選擇另外的道路，如果歷史走上了另一條不同的軌道，世界又會展示出怎樣的形態呢？未來我們有機會找到一個足以取代民族的新概念，并且以它為基礎建構起更加傾向于新的政治體系嗎？
三 小結
在結束之前我們需要回答第一段提出的兩個問題，每一輪全球化有其完整周期，所以全球化一定會在某一時刻走向衰退。在本輪全球化即將唱起它的最后一曲天鵝挽歌的時候，我們已經不可避免地要與過去30年的黃金時代揮手作別，從而進入一個民族主義與大國競爭為主要特征的新時代。這個世界曾經借助全球化的力量由洛克文化向著康德文化邁出了一小步，但現在我們不僅收回了這一小步，甚至有可能向著身后的霍布斯文化倒退一大步，這當然是令人遺憾的。作為上一輪全球化進程的受益者，我們并不會喜歡這樣一個新時代，但全球化不會因為我們的懷念就停下告別的腳步，我們只有嘗試借鑒更多的歷史經驗，去適應這個并不美好的新時代。
最后有兩個問題，新一輪全球化要在怎樣的情況下才有可能重新啟動？新一輪全球化要以怎樣的方式建構平行體系才更為妥當？本文已經沒有篇幅，我們留待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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